文本與書寫:宋代的社會史: 以溫州、杭州等地方為例,吳錚強,電子書,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閱讀獲得

原創 qiangshuai521  2019-10-11 17:41  閱讀 31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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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溫州思想學術的發展,以所謂的“皇祐三先生”林石(1004~1101)、王開祖(約1023~1055)、丁昌期為開端,以所謂的“元豐九先生”為北宋的高峰。“皇祐三先生”均在溫州講學授徒、傳播中原學術,只有王開祖于皇祐五年(1053)登進士第。“元豐九先生”號稱是元豐年間的九位溫籍太學生,包括周行己、劉安節、劉安上、許景衡、戴述、趙霄、張輝、沈躬行、蔣元中。這九人生活的時代略有先后,并非都在元豐年間入太學,其中沈躬行、蔣元中兩人情況不明,其他七人均有科名。“元豐九先生”的概念,最初由其中最著名的周行己在為趙霄撰寫的墓志銘中提出,在后人的構建中,他們以傳播洛學、抵制新學為共同特征。其中周行己、許景衡、劉安上、劉安節四人留有文集,幾乎囊括了所有北宋溫籍作者書寫的地方墓志文獻,包括周行己與許景衡各13篇、劉氏兄弟各1篇。

“皇祐三先生”與“元豐九先生”構成了宋代溫州最早的地方士大夫群體,而且具有明顯的共同特征,但仍需仔細分疏才能理解他們在地方社會的確切意義。首先這個最初的溫州士大夫群體以在地方傳播學術為共同特征,這就與北宋溫州產生的96名科舉進士中的其他人員形成了一種學術與仕宦、地方社會與中央政權的分野(當然其中也是交叉)。其次,“皇祐三先生”與“元豐九先生”各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皇祐三先生”形成于北宋第一次儒學復興潮流即宋仁宗、范仲淹的時代,而“元豐九先生”處在第二次潮流即宋神宗、王安石、程頤等人的時代,以這時期創置的太學三舍法為共同背景。因此,他們是北宋兩次儒學復興潮流促成的群體,如果把科舉與儒學理解為兩個不同的社會現象的話,這些先生并非科舉制度的產物。這也意味著宋代溫州的墓志書寫是一種儒學復興現象,與科舉仕宦未必有直接關系。而通過墓志書寫可以進一步考察儒學復興對地方社會的具體影響,或者地方社會對儒學復興的具體回應方式。通過周行己與許景衡的墓志書寫,就會發現宋代溫州最早的士大夫群體內部還存在著富室與儒戶的分疏。

(一)周行己

周行己(1067~1125),祖籍瑞安,后居永嘉,十四五歲時從周泳(可能是他的一位堂叔)宦游于京洛,十七歲(元豐六年,1083)補試入太學,元祐六年(1091)登進士第。周行己仕途不遂,長期在溫州講學授徒。但是他的從祖父周豫(慶歷六年,1046)、從叔父周泳(嘉祐六年,1061)相繼登科,到周行己時周家已是三代仕宦。許景衡(1071~1128)也是瑞安人,登元祐九年(即紹圣元年,1094)進士第,官至尚書左丞。兩人都是科舉競爭的成功者,也是同鄉、同學及同時代的溫州學者,但他們的家庭背景存在著微妙的區別。

雖然到周行己時周家已經是三代仕宦,但周行己的曾祖父是地方的富室胥吏,周行己在《丁世元墓志銘》中指出溫州民戶在宋初并無業儒的傳統,富室“必被役于公”而成為地方的胥吏。丁世元(999~1067)是丁昌期的祖父,與周行己的曾祖父同為官府胥吏,兩人“顧籍文無害,出入公私,毫忽不犯,故皆號稱長者”,因此結為好友并相互通婚,周行己的祖姑母就是丁昌期的母親。兩人又同時轉向業儒,丁世元當時“其家一切飾以儒者法度。常曰:‘男女婚嫁,必于儒家,庶可以訓以善而責以義。使子孫學儒,猶坐嘉蔭之下,自有清風。至于他術,譬如置之荊棘,動輒見傷,況足庇身乎?’。”[12]在業儒的道路上周家率先成功,丁世元的孫子丁昌期則成為當地著名學者,號稱經行先生,與王開祖、林石又并稱“皇祐三先生”,丁昌期的侄、孫輩均在科舉上獲得成功。這篇墓志銘說明周、丁兩家本是當地富室胥吏,在仁宗朝開始擇業儒術。

與溫籍三代仕宦的周氏不同,許景衡出自仕宦移民家庭,“其先長沙人,七世祖贊避五季之亂,徙居溫之瑞安縣”。[13]周行己另有一篇《許少明墓志銘》,傳主許景亮是許景衡的兄長,落第后在家鄉以教授學徒為業。[14]許景衡自述其先人“清尚好學,厚朋友,樂施予,平時俸入,未聚已散”。[15]他另一兄弟許少雄“欲游太學,無以為道路費”,其夫人陳氏“為斥奩具以資其行”;自己“官州縣,貧甚,食指眾,陳氏能痛自抑損,甘淡薄”。[16]這些記載似乎說明作為仕宦游民的許氏不善治生,在經濟上只能依賴俸祿與講學。

周行己與許景衡所撰墓志文獻(詳后)都會描寫初涉儒術的本地富室與移民仕宦家庭兩個社會群體,但書寫方式有所不同。隨著科舉的興盛,溫州本地的富室紛紛嘗試業儒,與仕宦移民因科舉而趨于融合,但在文化禮俗方面往往產生激烈沖突,本地富室淫浸巫道、親切佛教,仕宦移民更強調儒家禮法。由于本身出自兩個不同的社會群體,在周行己的墓志文獻尚能區分兩個群體的文化特點,而許景衡因刻意強調儒家禮法而難免牽強附會與偏激之詞。

包括前述《丁世元墓志銘》,周行己撰有7篇墓志描寫初涉儒業的本地富戶,以樂善好施、世稱長者而親近佛教為一般特征。元祐八年(1093),周行己的同學何恕為他的父親請銘,在《何子平墓志銘》中,周行己熱情稱頌何子平的經商才能,何恕則是家中第一代業儒的子弟。[17]與丁世元一樣,《葉君墓志銘》的傳主葉芳也“業吏”,葉芳唯一可書的事跡是“夫人有子,擇術業儒”,他的兒子正是周行己的學生。[18]《周君墓志銘》傳主是周行己的從叔父周彥通,他是“故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周豫之子,本來可以恩蔭補官,卻“避匿鄉里,弗肯出”,周豫去世后“資產貨財一無所取”,“獨結廬于謝公山之側,治園居閑”而“日從佛者”游,說明家中本身是頗為富庶的。[19]《劉君元長墓銘》的傳主劉孺是劉安節、劉安上兄弟的族父,出自荊溪劉氏。“荊溪劉氏,為永嘉望族”,饒于資產,樂于施舍,“世稱長者”,劉孺曾、祖、父三代“皆不仕”而五子“皆業儒”。[20]《王君夫人毛氏墓志銘》的傳主是王之瑜妻毛氏,王氏原來“家方多資”,因為“舅姑相繼喪世,口眾費廣,家財稍衰”,而毛氏出售妝奩“佐其夫以事本業”,“艱躓數歲,家乃少贏”,周行己稱贊其“才智出諸男子右”。毛氏又悉遣諸子“遠就師學”,而其子“所習問學,知本德性,異于科舉茍得之士”。[21]《朱君夫人陳氏墓志銘》的傳主陳氏是杉橋朱氏的嫡長婦,佐助其夫“善宗族,周貧乏”,其六子四人業儒、二人從釋氏,又一女為尼。[22]周行己自己的家庭除了饒資與長者兩個特征之外,同時也親近佛教,周行己有妹為尼名悅師,另一妹嫁入親近佛教的杉橋朱氏,家中祖墳也請閑心普安寺僧人看護,周行己還為當地佛寺寫過多篇記文。

除前述《許少明墓志銘》外,又有4篇墓志文獻的傳主出自傳統業儒家庭,他們的特點是講求禮法、抵制巫鬼風俗、不善治生。《沈子正墓志銘》的傳主沈度是“元豐九先生”之沈躬行的父親,沈度“喜儒,男必遣就學”,資助沈躬行從學于“皇祐三先生”中的林石,不過墓志中記載沈度的主要事跡是激烈地抵制溫州喪事中的巫鬼習俗,“君獨不顧觸禁忌”,“薦奠如禮”。[23]據葉適《沈仲一墓志銘》,沈氏“先從吳興避唐亂遷溫州,為瑞安名家……本以儒術廉恥興門戶,奈何求官達、問生產,與俗人較高下哉”,可見沈氏不善于治生。[24]《趙彥昭墓志》的傳主“元豐九先生”之趙霄也是移民,“其先蓋會稽人,五代之亂,始徙永嘉”,同樣不重視在地方的經營,年輕時將資產“悉舉以屬其兄,獨游京師。已而有名,登崇寧二年進士第”。[25]《戴明仲墓志銘》記述傳主“元豐九先生”之戴述的道德文章、孝行政績,并強調“不惑于老、釋、陰陽之說”,這是有別于溫州本地富戶的觀念或行為。[26]戴栩寶慶三年(1227)為戴述的從曾孫戴若冰撰寫的《處州通判墓志銘》中稱,“戴姓著于永嘉,垂百七十年矣。知鹽官縣事士先,始擢進士第。臨江教授述繼之,與公曾祖中散大夫迅為伯仲,訂經諏史,文辭大振,鄉人號為二戴先生”。[27]寶慶三年向前推“百七十年”,當在嘉祐二年(1057),離戴士先登第的治平二年(1065)僅數年,所謂“著于永嘉”當指戴士先擢進士第,這個記載至少說明戴士先之前的戴氏在當地并不顯著。《蔡君寶墓志銘》的傳主蔡君寶是周行己朋友蔡元康(君濟)的兄長,熱衷于“合宗族”,“嘗欲廣其室廬以族處,益其田疇以族食”,而家中父汝平,弟元康、元嘉“皆為儒者”。蔡氏也是業儒的移民家庭,周行己銘文稱:“蔡氏之先,溫陵其邦。自唐中和,徙溫平陽。世業儒仁,君材干強。力相厥家,覬以儒昌。”[28]在勤治生、好奢侈、信巫佛的溫州風俗中,這批業儒移民家庭應該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群體。

(二)許景衡

許景衡出自仕宦移民家庭,對富室的生活方式與當地的巫佛風俗相當隔閡或不滿,張揚儒家禮法、抵制巫佛風俗就成為許景衡墓志文獻的核心主題,本地富室也被牽強地賦予孝道、禮法的色彩。《章延仲墓志銘》的傳主章延仲是平陽人,“其先漳州人,五代之亂徙于溫,世田家,至其父始喜儒”。章延仲四十一歲時卒于京師,他的朋友蔡元康“三千五百里護其柩以歸”。章延仲的主要事跡是他對祖母的孝行,墓志中特別強調了祖母楊氏喪禮中儒家禮法與佛教風俗的沖突:

延仲持喪如禮。里俗頃資奉老佛,俾誦其書祈福死者。延仲以為,謹身節用,養生葬死,吾圣人所以教人者,獨不率而行之乎。乃集同志讀《孝經》,曰:“愿以是為鄉閭勸也。”比舉葬,江上半渡,風濤暴甚,延仲伏柩而哭,曰:“罪逆應死,顧吾親獨何辜?天地神明忍至是乎?”俄頃風息而濟,議者以為延仲孝感云。[29]

周行己為丁昌期的祖父丁世元以及劉安節兄弟的族父撰寫了墓志,重點強調他們的長者形象以及遣子孫業儒的職業選擇。許景衡為丁昌期妻蔣氏、其子丁志夫、劉安節本人及其父親劉弢分別撰寫了4篇墓志,不顧當地風俗而推行儒家禮法是這些墓志強調的重點。劉弢收宗族、重去親:

常嘆世俗族眾則異居,異居則恩意日薄。顧弟侄孫子繁衍,乃益廣室廬,殖田疇為持久計。而涵容愛拊,上下輯睦,四十年間如一日……公孝謹,重去親側……公平居不廢儀矩,家人效之……[30]

劉安節科舉成功,墓志中主要描述其科舉、仕履的事跡,家鄉事跡則只記載其不顧婚俗而推行禮法:

公之娶也,初行親迎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聞,多竊笑。[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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